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不只是中国的事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
○
民智漫谈
在全球化的当下，
各国都难以在传染病面前独善其身。
（正文约3600字，预计阅读时间10分钟）
近日，“新型冠状病毒”的一系列新闻冲上了热搜，牵动着原本开开心心回家过年的人们的心弦。
在2019年12月，武汉市发现多起病毒性肺炎病例。12月31日上午，中国卫健委专家抵达武汉，进行相关工作。
2020年1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命名“新型冠状病毒”。20日，北京市大兴区卫健委和广东省卫健委分别通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
此外，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越南、中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都先后发现了此类病例或疑似病例。其中，北京大兴区确诊2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例；广东深圳确诊1例。
虽然，该病毒还没有大规模传播，但是不断传来的有关消息还是让公众颇为担心，毕竟传染病毒一旦扩散，破坏力可不亚于传统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在国际关系领域，对其管控的重要性同样也不逊于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管控。
人类和国际关系的发展背后就有传染病的影子。
在中世纪，席卷整个欧洲，夺走1/3欧洲人生命的黑死病便对当时欧洲的经济、政治、文化、宗教和科技造成了方方面面的冲击。
它帮助打破了天主教会的专制、助推了科技发展、社会转型、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作出重要的铺垫。欧洲乃至世界因黑死病深深改变。一战造成的欧洲人口死伤也才欧洲总人口5%。
即使进入医疗卫生技术高度发达的21世纪，危害巨大的传染病也仍未离我们远去。相反，对高度全球化的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愈来愈突出。
2003年蔓延中国的非典疫情便是一个例子：国际关系议程发生改变，非典疫波所及，对世界政治、经济、外交产生重大影响，使地区反恐、朝核问题都一时后靠，一跃而成为国际社会仅次于伊拉克战争的关注焦点。
非典问题成为世界各大媒体的头版，并成为各种多边、双边场合中的领导人商讨的主题；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和国家之间的正常交往受到极大阻碍。
各层级的政府官员往来延迟或取消；菲律宾副总统金戈纳、美国副总统切尼、新加坡总理吴作栋等先后推迟访华，亚太议会和平协会、世界知识产权峰会等便延期举行。
民间交往减少，中国大陆和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旅游人数一项就减少了40 %。非典还极大冲击了各国间的经济交往，直接拖累了当年的经济增长。
当然积极层面是在非典中，中国的努力增进了国际形象，并且深化了各国抗击传染病的合作，促进了合作体制的完善，增进了互信，有利于国际关系的发展。
在前几年给让全世界都进入卫生紧急状态，重创西非的埃博拉疫情也是一个案例。据世界银行估算，本轮埃博拉疫情使西非三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陡降，2014-2015年间三国的GDP损失约20亿美元。
如综合考虑到财政收入的减少，为抗击埃博拉病毒而增加的大笔支出及外来投资的缩减等诸因素，西非三国的经济损失至少有38亿美元。
倘若疫情持续或进一步扩散，在最坏的情况下疫区中长期经济损失可高达 326亿美元。
原本受灾的国家长期经受内战和动乱，基础设施和医疗卫生体系极为薄弱。医生和医疗机构数量少、质量不足，面对埃博拉，几乎难以做出任何抵抗便让埃博拉席卷大片大片的村庄和城市。
大批居民逃离家园，尸横遍野，进一步恶化了卫生环境，更使得疫情加剧，恶化了当地的社会经济状况，还震撼了世界卫生治理体系。
让人们思考为什么在高度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对埃博拉的应对如此低效和耗时。
其实，答案可以从西非国家与部分发达国家的应对中得出。
与因为经济社会落后以及卫生体系脆弱而遭到重创的西非国家相比，美国对埃博拉的应对能力展现了其强大的实力。
美国政府在第一时间立即动员国内各部门展开公共卫生应急响应。
应对埃博拉恐慌，美国会召开紧急听证会
如非洲司令部、空军、精锐的第621应急响应部队和第101空降师都投入了在西非疫区的行动，在10周时间里，美国将包括核生化分队在内的3000 名美军部署到位。
美国国会迅速通过了2015财年联邦政府预算案，批准了69亿美元的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预算(比上年增加4270万美元) ，还批准拨给联邦政府各部门总计约54亿美元的抗击埃博拉专项资金。
在传染病面前的不同表现揭示了不同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差异巨大的总体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
原本许多发展中国家就经济发展困难、政治动荡、卫生基础设施与公共卫生体系脆弱，如今遭到了传染病的破坏，
强硬的管制措施、凋敝的经济与民生、窘迫的公共财政和缩水的公共服务将导致贫困、失业等社会问题，
甚至会影响到人口出生率、人际关系、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国内民主发展等诸多方面，新的社会矛盾、政治冲突和地区安全危机在所难免。
如此，疾病与发展落后便形成了恶性循环。虽然国家之间发展状况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有许多方面的因素，但是不平衡的全球化是必须要承担主要责任的。
虽然全球化促进了世界经济发展、总体科技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但是全球化也有不平衡的一面。
正如我国领导人在达沃斯论坛所言，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
当世界经济处于下行期的时候，全球经济“蛋糕”不容易做大，甚至变小了，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的矛盾就会更加突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会感受到压力和冲击。
反全球化的呼声，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足，值得我们重视和深思。对于经济全球化的不平衡，有许多学者对此展开了探讨。
比如瑞典经济学家、新制度学派代表人之一缪尔达尔认为，在进行自由贸易时，发达国家产品大量出口，工业部门扩大，并带动其它事业发展，从而形成向上的“循环和积累” 。
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竞争力，其工业逐渐衰落，就业机会减少，经济发展形成下降的“循环和积累”。
世界体系论的提出者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是以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而建立的。
在这种分工中，世界经济体的不同区域（中心区域、半边缘区域和边缘区域）被派定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因而使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中获利也就不平等。
除少数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东亚国家之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薄弱、单一结构、科学和技术水平低、缺乏发展资金、无法投资基础设施、工业项目和科学和文化教育 。
而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种种原因，包括其贸易保护主义和转嫁经济危机的措施使得其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长期不足，使得众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相互依赖面前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处于更为脆弱和敏感的地位。
信息革命又使得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在美国大力投资5G的时候，非洲许多国家的人民连电力的充足供应都很难保证。1999年，世界1.3亿互联网用户中，发达国家占92.2%，发展中国家仅占7.8 %。
人口500万的芬兰互联网接入线路数超过了整个拉丁美洲，纽约市的互联网接入线路超过了整个非洲。
“数字化鸿沟”使发展中国家在信息时代中处于更加落后的状态。连工业化都尚未完成的众多发展中国家无处谈起信息化。若不顾薄弱的经济基础大力发展信息产业，会付出极高的成本，加重已有的二元的经济结构。
此外，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当前的全球化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掌握了规则的制定权。
如果发展中国家试图获取经济利益，必须接受这一有利于发达国家利益和理念的体系、制度和规范，在各种管理权限对发达国家让步，这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处于更加不平等的地位。
“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人类一直在为一个更加安全健康的世界不断努力，无数人为之前赴后继，奉献自己。
在如今全球化的当下，建设一个更加安全健康的世界更加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携手合作，战胜传染病这个人类公敌。
首先各方需要完善和发展全球卫生治理体系，吸纳更多具有医疗技术、专业和经验的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个人等非国家行为体，健全和完善参与机制，凝聚各方智慧。
其次，要继续完善和发挥世界卫生组织的主导性作用，加强协调和统筹、完善国际立法。
最后最重要的是，推动全球化向更加公平的方向发展。全球卫生安全的前提在于减少各国在公共卫生方面的不平等, 确立发展中国家必要的公共卫生能力。
否则，任何国际制度层面的改革都不会导致一种对新发现与复发传染病更有效的机制。
发达国家应该认识到，传染病对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构成威胁，最后也会威胁它们自身。因此，它们应承担更多国际义务 , 放弃自私的态度。
在全球化的当下，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难以独自面对传染病的挑战。全球卫生治理要求各国共同发展、共同参与。
中国作为综合国力不断提高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应当抓住传染病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彰显大国担当，为传染病的防治和更加公平的全球化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文字编辑：陈淦秋图片编辑：陈淦秋图片来源：网 络
扫描下方二维码继续阅读美文哟~
全球化 | 中美经贸 | 乡村振兴